“星光专项基金”缘何夭折
2015年09月07日 来源：黄三角早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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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启动之初,民政部官员到场支持,央视《星光大道》节目频频倡议,陈坤、李玉刚等明星义演募捐的喧哗相比,“星光专项基金”的终结显得异常低调,主管单位只是在其官网项目介绍中加了“已结束”三字。没有相关报道,连发起人都不知其已不存在。
记者调查发现,这个共募集140万余元资金的基金,管理费、行政及人员支出近86万。有公益界人士称,该基金折射出我国慈善专项基金管理混乱、监督失效、追责机制不健全的现状。事实上,这个基金存在的不到两年里,外界难以获知其募款多少,用在何处。
儿慈会官方网站上,“星光专项基金”显示“已结束”。
熄灭的 希望
陈银华绝望了。
这个晒得皮肤黝黑的重庆汉子咬着牙对躺在医院病床上的女儿说,“走,咱们回去。”
陈洪“哇”的一声哭了出来。15岁的她出生时因缺氧导致脑瘫,被认定为二级肢残,15年来,陈洪大多数是躺着度过的。
今年7月,陈银华带着女儿和家中仅有的5000元积蓄,又借来5万余元进京治病,他们找到武警总医院。
陈洪的母亲常年患病,全家仅靠陈银华维持生计。他掰着指头算,每晚15元的陪床费太贵了,他一直睡地上,靠吃泡面充饥。在京14天,生活费只花了500元。
带来的钱还是没了,全部用于陈洪的腰椎穿刺手术。医院建议继续留院休养,陈银华狠心拒绝。
回去,意味着陈洪可能一生都再难有好转的希望。
“这些家庭真是挺难的,只可惜基金用不了了。”陈银华的遭遇,让安沂华又念叨起“星光专项基金”。
这位武警总医院干细胞移植专家说着说着就拍了桌子,“这个基金是武警总医院参与发起、专门用来救助脑瘫患儿的慈善基金,光我知道的就收了一百多万捐款,可我们只为两批14名患儿申请下来共25万元,其余的都没影了。”
来自甘肃兰州的14岁脑瘫患儿祁艳婷,曾一度接近星光专项基金。
2011年7月,生活完全不能自理的祁艳婷在武警总医院花费5万多元做了干细胞移植手术。此时,她的家庭已拿不出一分钱,连药都吃不起。后来他们听说了星光专项基金,并递交了申请材料。
4年过去了,祁艳婷还在等,原本手术后已经学会站立的祁艳婷病情已再度恶化。
“现在光是睡,也不能坐,感觉快没希望了,”祁艳婷的母亲仍旧想着基金能够发放。
武警总医院统计,像祁艳婷这样的递交过申请材料却还没有得到救助的患儿,至少还有73名。
“星光” 曾经灿烂
事实上,安沂华提到的星光专项基金,就是为那些脑瘫患儿设立的。
2010年11月,一则“双胞胎脑瘫姐妹急需救助”的新闻,引发社会关注。安沂华回忆,医院免除了两个孩子的部分手术费,他和同事也捐出了部分奖金。
转机随后出现,央视《星光大道》栏目组听闻此事,来医院看望这对姐妹。之后,中国社会福利教育基金会(后改称中国社会福利基金会,简称福基会)副理事长张仲、中国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简称关工委)“教育发展中心早产儿互助工程办公室”执行主任宁密、副主任马佳年分别找到安沂华,称可帮助医院成立救助脑瘫患儿的公益基金。
2010年12月2日,在《星光大道》录制现场,安沂华呼吁关爱脑瘫患儿。张仲、宁密等人宣布,将成立专门救助脑瘫儿童的康复基金。
2011年8月21日,由中国民营企业家协会、福基会、中国人口宣教中心联合举办的中国民营企业家慈善晚会上,“星光专项基金”的前身“儿童星光基金”宣告成立。
根据《基金会管理条例》和《公益事业捐赠法》,基金不具备法人资格,基金进行的任何公募活动,都必须以基金会名义进行。因此,“儿童星光基金”以“挂靠”形式成为福基会名下的专项基金。基金成立现场,在民政部官员和陈坤、李玉刚等影视明星助阵下,发起了针对该基金的拍卖和募捐。公开报道显示,截至当年10月31日,基金共募集善款140万余元。
2011年7月26日,福基会,关工委“教育发展中心早产儿互助工程办公室”和安沂华共同签署“儿童星光基金(项目)合作协议”。
协议显示,三方约定设立基金管理委员会,成员包括张仲、安沂华、宁密、马佳年及武警总医院医生王晓东等7人。各方共同提出项目方案,报基金会同意后,由管委会根据项目进度报基金会审核支付费用。但王晓东表示,并不知道自己有这一身份。
“儿童星光基金”成立两月即转至儿慈会。福基金将此前募集到的140万余元转给儿慈会时,曾在捐赠协议中明确,这笔善款继续用于脑瘫儿童和孤残儿童救助等工作。但在宁密与儿慈会所签协议中,基金宗旨变成了“开展有关早产儿疾病救治和贫困、残疾等青少年弱势群体的医疗和相关知识普及和救助活动”,脑瘫患儿未专门提及,基金用途也被放大到救助打工子弟幼儿园等项目。
姜莹称,儿慈会与宁密签署的协议,内容系宁密自行填写。
不透明的 基金
儿慈会官网显示,“星光专项基金”管委会成员共有5人:主任宁密,副主任姜莹、安沂华、杨大伟,执行主任马佳年。
“我从来不知道自己还有这个副主任身份”,看到记者拿到的“星光专项基金”立项决定公告,安沂华非常吃惊。
同为管委会副主任的姜莹说,她既不认识安沂华,也不知道杨大伟,“没有接触过,也没见过面。”
“如果成员之间不见面、不接触,怎么决定基金的使用?”北师大珠海分校兼职教授、基金管理专家程刚表示,管委会成员有权知道基金运作,如发现问题可向隶属基金会举报。“星光专项基金”成立后,马佳年在接受媒体采访时称,善款均随时接受捐款人审查,明细也将同时在福基会、关工委“早产儿互助工程”官方网站公布。
同时“星光专项基金”协议规定:基金每周查账一次,在双方网站上公示,接受社会监督和审计部门的审计。
但事实上,星光专项基金自始至终未公开过详细账本。
2014年2月25日,儿慈会下发的《关于终止星光‘窝梦’基金协议的决定》显示,2013年6月,儿慈会发现“星光专项基金”资金告罄,遂决定终止该基金协议。
在这份终止决定中,儿慈会罗列了“星光‘窝梦’基金”工作缺乏规划、拖欠借款、员工管理不善、拖欠基金会费用等七个问题。
宁密、马佳年签字确认了这份决定。然而,项目早已终止,作为原始发起人之一的安沂华一无所知。
2012年5月,马佳年最后一次从武警总医院拿走了30份脑瘫患儿申请材料,此后再无音讯。
“我们去问,马佳年给的回复是没有人捐款,基金需要‘保底’,给不了。”王晓东说。而基金所有资金告罄是在2013年6月。
也就是说,2012年5月31日武警总医院第三次申请救治款时,基金的账上有钱,但没有人给他们放款。
“基金会对这个基金的监管确实存在问题。”姜莹在接受采访时坦承,他们的监管失效了。
畸高的 管理成本
基金运转不到两年资金告罄；管理费及行政、人员支出超募集现款一半
管理的混乱和监管的失效,最终带给“星光专项基金”的是夭亡。
儿慈会官网公示,“星光专项基金”募集总额221万余元,其中包括价值67万余元的物资。支出款物总额226万余元。
公示并未注明基金结束时间、款项来源及具体用途。
根据协议,儿慈会和“星光专项基金”按照募款总额的10%收取管理经费,其中5%由儿慈会用作管理经费,5%作为星光基金管理经费。
但儿慈会提供的一份粗略账单显示,基金仅救助了13名包括脑瘫患儿在内的贫病儿童,耗资59万元、19项宣传倡导活动费用共计8万余元,剩余的近86万元被用于管理费、行政支出以及人员支出。
由此推算,星光基金的运行成本超过所募现款总额一半。“今后谁还有信心做公益呢?”8月28日,一名曾为该基金捐款55万元的企业家表示不满。
“我们最初都以为(星光专项)基金会朝好的方向发展,马佳年每次来报账也都是两三千这样小额度的,年底统计才发现已经超了。”姜莹介绍说,在放款不超过3万的情况下,星光专项基金的放款流程是,基金项目人员、副主任、主任签字后到基金会财务签字即可放款。
“只要不是大额的,宁密签了字,拿到我们财务就能取走钱。”姜莹说,儿慈会在对“星光专项基金”支出的监管,仅限于马佳年来报账时提供的账户是对公账户而非私人账户,至于钱打给谁,项目究竟是否真实,儿慈会并未去核实。
“没有从基金里面拿过一分钱,甚至没有报销过一分钱油钱。”8月11日,宁密在接受新京报记者采访时表示,自己只负责为发放善款签字,很少拒绝签字,具体的资金使用情况,宁密称只有马佳年清楚。
“现在确实是在脑瘫方面用得不多”,宁密承认,捐款人没有明确说善款要用于脑瘫儿童,所以只要用于公益活动就没有问题。
“我只是个做事的,钱怎么花,我不负责。”7月28日,记者向“星光专项基金”执行主任马佳年求证善款用途、资金管理方式等问题,她均以此作答。
资深公益人士、北京感恩公益基金会发起人才让多吉认为,星光专项基金管理费远远超过协议规定的10%,只能说明儿慈会对基金财务管理内控失败。此类情况可向民政部民间组织管理局执法大队进行举报。若情况属实,可对基金进行警告、甚至撤销基金会的处分。
专项基金 乱象丛生
记者调查发现,早在“星光专项基金”设立之前,宁密和马佳年以关工委“教育发展中心早产儿互助工程办公室”的名义在福基会已设立过“早产儿救助基金”,2011年又以同样的名义设立了“星光专项基金”。
“我们怀疑马佳年把这两个基金的钱串着用。”福基会某负责人表示,“早产儿救助基金”与“星光专项基金”用途有重叠部分。
“宁密在这里没有任何职务”,今年8月,关工委教育中心主任黄浦透露,关工委“教育发展中心”早在2010年3月31日已经取消,教育中心是在2014年5月15日重新登记注册的。
“早产儿互助工程办公室不是法人机构,原则上是不能和我们签协议的,但当时福基会成立不久,被钻了空子”,福基会项目部副主任刘芳说。
“宁密自称是关工委的,我们也没有去怀疑”,儿慈会秘书长王林说,他至今保留着宁密和马佳年递给他的带有“中国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字样的名片。
马佳年在多个公开场合自称“早产儿联盟”创始人,该组织为“国际范围内最大的早产儿组织”。记者在中国社会组织网查询发现,早产儿联盟并未在民政部门登记注册,根据《取缔非法民间组织暂行办法》规定,未经登记,擅自以社会团体名义进行活动的属于非法民间组织。
多名曾跟随马佳年做公益的志愿者称,此前,马佳年募资两亿元建早产儿医院等多个项目计划均告失败,大概从2012年起,她已基本不做实际的救助工作,只是在做宣传和办活动。
记者多次请求与马佳年见面,均被其推辞,对于管理混乱、账目收支、运行成本高昂等一系列问题,马佳年称自己不知道,“我只是做事的,你还不明白吗?”
8月10日,在福基会办公室,记者再次向马佳年求证上述问题,对方拒绝给予详细回答。“不要再骚扰我”,最终,在交谈不到10分钟后,马佳年起身离席。
另据了解,2013年前后,中国公益研究院研究部从捐赠收支等5个方面对16家基金会的244个专项基金进行了监测,结果显示,只有18%的专项基金通过基金会或自建网站公开了相关信息。
“必须得有个说法!”安沂华表示,他已准备联系律师,前往儿慈会“查账”。 (本报综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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