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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3年08月16日
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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佚名/文
我们一直批评日本是个不知道忏悔的民族,和德国相形见绌。可是我们呢?
“垂老之年沉痛反思,虽有‘文革’大环境裹挟之因,个人作恶之责,亦不可泯”,年届六十的山东老人刘伯勤的一纸道歉,开启了这个夏天“将道歉公之于众”的一场接力。《中国青年报》报道,刘伯勤在杂志登道歉函之后,河北邯郸退休宣传干部宋继超、湖南的温庆福、山东的卢嘉善、福建的雷英郎分别登报向“文革”中伤害过的人道歉。
时过境迁,还提那些陈年旧事做什么?对此话题的讨论,不仅涉及道歉的内容本身,还攸关对此时忏悔的必要性审视。没错,历史已经翻过了那沉重的一页,国家与时代都在发展,发展到甚至后来者已经对那段过往的记忆足够模糊的地步。于浩劫的亲历者而言,记忆渐渐成了煎熬,成了挥之不去的梦魇,那些印有时间刻度的画面,尽管变得斑驳,但画面中所显现出对文明的破坏、对人性的扭曲以及全民道德的失守,只因为从未真正直面并表达忏悔,时间越久,负累会越大。
翻看垂暮老者写下的忏悔与反省,以及由此得以重新审视的个中片段,牵出的是对人伦、人性的惊诧与慨叹。
人面对历史的态度,可能会有很多种,直面或许是最难的选择。面对曾经的“文革”灾难,具体个案的施虐者,痛切的受害者,甚至默默的围观者,往往同样缺乏回首的勇气,原因则可能会很多元。于施虐者而言,比如浩劫初结束时所担心的追责,比如无法面对亲人、师友的愧疚,当然,也可能至今不认为个人有罪错；于受害者来说,却可能是不愿、也不忍再想起自己曾遭遇的凌辱；至于围观者,或许在于对那些苦难、惨剧的无能为力,以及最终“选择闭上眼”的不堪。
更何况,表面看来,那些历史的伤口,可能早已结痂,重提还有什么确切的意义?但是,一开始就曾试图模糊以待,或推给时代的说辞,虽然曾竭尽全力去抵抗,在历史面前,终究会被证明靠不住。揭开伤疤不是为了撒盐,而是在于试图实现民族心理的最终愈合。正如巴金老人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倡议建立“文革博物馆”时所言,“脱下面具,掏出良心……只有牢牢记住‘文革’的人才能制止历史的重演,阻止‘文革’的再来”。
现代化过程中,认识人性局限、清除自身“毒素”、忏悔甚至承认“罪责”,对重塑社会伦理、避免道德失范至关重要。必须要说,选择在垂暮之年勇敢地站出来直面曾经的罪错,那些老人是在为整个社会、国家与民族清除毒素,值得致敬,应该得到更多的响应。因为这不仅是个体心灵应有的救赎,更是集体记忆所必须的疗伤与反省,这一阶段,掐不断,跳不过。
“对历史过错的道歉,目的不是追溯施害者的罪行责任,而是以全社会的名义承诺,永远不再犯以前的过错”,对这个国家曾经经历的纷扰、苦痛与不堪,需要足够的勇气去直面,进而才会产生足够深刻、清醒的认知,才真正谈得上“永不再犯”。以真相换和解,为这种深入的讨论与反省尽可能地创造更宽松的社会氛围,是国家与国民共担的责任,义不容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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