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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3年01月14日
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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冯仑/文
在整个过去一百年,我们面临着一个最重要的问题就是经济增长和社会变革。我们大概各用了50年来完成这些讨论。也就是说,过去在一百年里真正经济成长、经济发展我们花的时间也就50年,还有50年干什么呢?解决由于经济增长带来的社会变革,政治变革所需要面临的问题。我们会发现,在这个过程中,民营企业家是怎么样来自主发挥作用。
我们整个过去100年,真正发展经济的时间也就是1927-1937年。当时在30年代,我们的民营企业和海归已经能够创造的业绩把跨国公司打败,这种例子非常之多。这样的情况下我们的民营企业都怎么选择的呢?
第一种选择就是张謇,张謇不仅是学问很好,而且在体制内也做得很好,最后回到家乡办实业,深刻地卷入了当时的维新改革,后来甚至在袁世凯政府也当了部长,而且做了一个叫做立宪派的一个首领。他的企业做得很好,当时的沙场也是全国首屈一指,自己超级有理想,因为他自己几乎就是一个职业经理人,也没有什么家当,这是一个选择。
第二个选择也是非常有理想的民营企业。这个人叫卢作孚,他在30年代很有社会理想,最后在1949年以后,由于当时我们共产党的领导和整个社会体制发生了巨大变化,我们在社会主义改造前期用政治的方法给他以最大的伤害——有人举报他腐蚀共产党干部。所以这样的一个民营企业家在这样的政治转换当中不能适应,而不是在经济和社会奉献当中不能适应,于是他选择了离开。
第三我们也看到一些民营企业在积极地办理移民,试图用钱换取另外一种安全,这就是我们讲的移民问题。另外我们也看到一些民营企业正在积极地用投资的方法来离开这个现场。
所以,我们最后看到了中国未来怎么办?当然,最近30年我们看到了“十八大”之后我们的新的领导集体,有两件事情上给我们一个非常准确的信号。第一就是要界定清楚政府和企业的边界,政府和市场的边界,要管住政府那支闲不住的手,不要在企业家的怀里乱摸,这是“十八大”给我们的信号。第二件事情,我们新的领导集体给我们的信号就是要依法治国,在社会的转型时期,最终的目标要界定清楚社会、政府和企业的关系,一切都是要循着宪政和法制的渠道规范和完成中国社会的转型,为未来的中华民族复兴奠定一个持久的法制的基础和宪政的基础。
所以,由于这两件事情给了积极的信号,我们今天可以有信心地说,中国的民营企业,未来再一个50年,我们能够吃着“碗里”的,看着“锅里”的。我们再也不想那些跟我们没有关系的事儿。我希望民营企业在未来真正有一个民主、法制、宪政的一个社会环境,有一个管理自律,而且能够自我管理有效的政府。在这样一个前提下,我们企业家扎扎实实地做自己的事儿,做我们的事儿。让我们创新,让我们在市场上竞争的能力大一点,这样我们有希望,国家社会当然就会得到发展。但是,另一方面民主和法制的宪政以及政府的改革更加有效,我们的市场越来越大,我们的希望才在明天,在后天,在永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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