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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世忠
父亲是2013年5月30日(农历4月21日)午时去世的。虽然他老人家病了差不多有四年之久,生命的最后阶段,身体完全失能,全靠我们兄妹伺候料理,但一旦离去,还是让我痛彻万分。
父亲的一生很平凡也很平淡,除了解放前参军入伍,当了几年解放军之外,生命的大部分时间,就生活在老家那个不大的村落里,和大部分农人一样,日出而作,日落而息。仅此而已。
给我印象最深的就是父亲的嘴舌。他个头不高,其貌不扬,但他嘴上的功夫好生了得。他喜欢讲古、拉呱、编瞎话,一些民间传说的东西,经他嘴里一说,稀奇古怪起来,生动活泼起来；尤其父亲擅长喊夯歌。谁家盖屋打墙,都离不开他。那时老家盖房都是晚上打地基,父亲的号子一亮,全村都听到了,于是人们放下手中要做的,陆陆续续向房主家拢来。石夯八人一组,轮番上阵。喊号子的只有父亲一人。有时提一盏马灯走在夯前,有时坐在场子中央的一个马扎上。父亲喊出的夯歌有长有短,短歌急促、叫力,石夯抬起的高；长歌舒缓、稳劲,石夯落下的准。全由基槽的位置而定。父亲的嗓子好使,洪亮而清晰,喊一个晚上不喑不哑；父亲的嗓子好听,唱出的夯歌很有韵味,和夯友们一唱一和,简直就是另一种形式的云南对歌。难能可贵的是,父亲的夯歌不拘一格,见啥喊啥,现编现唱,一个晚上不会重样,就像台湾歌星张帝那样即兴表演。脚边蹿过的一只小狗,递烟送茶过来的小嫂子,拉夯不卖力气的毛头小伙……都有可能成为他号子里令人发笑的主角儿。往往父亲喊号,周围围了很多人,那时缺少娱乐活动,现场听父亲的夯歌,就是一种很好的艺术享受,痛快,过瘾。没想到,能说会道的父亲,晚年却缄口不语了,连一句完整的话都说不出来。
在我的记忆里,父亲平和、随性,胆小怕事,但做事认真,有板有眼。记得有一年,队里派夫挖河,本来按排号没有他份,可是不知是谁叫着父亲的名字说了句,你家人口多,劳力少,你不去挖河,秋天怎么还清口粮款?父亲一听,没有辩解,推上小车就跟着去了。父亲是自愿去的。那时挖河,每天15分,两天顶三天的工值。为了能让我们吃上饭,父亲总是做那种最苦最累,但能多挣工分的活路。
父亲身单力薄,挖河又是卖力气的大活,到了工地人们谁都不愿意和他搭伙。无奈,父亲只有和另一个力气小的老人合伙。为了赶工时,别人收工了,父亲他俩不收工；别人歇息了,他们铺路、修坡,做一些辅助的活。那年春天父亲一去就是五十多天。春天天长、天燥,活又累,父亲变成了一个又黑又瘦的干巴老头。其间,母亲打发我去看父亲,到了工地,我简直认不出他了。大天热的,父亲看我还是穿着那件粗布褂子,就对我说,等工程完了,他给我买一件漂亮的衣服。父亲没有食言,回来的路上,果真为我买了一件蓝色的学生上衣。原来,那次出工,是为油田服务,不但多挣了工分,还分得了几十元钱,这是从未有过的事情。
那年我刚刚上了高中,当我从父亲手里接过那件褂子的时候,我却突然哭了。父亲黑了瘦了,五十多天的劳累,把他折磨的不成样子。我永远忘不了,那件衣服三个兜,暗扣,蓝的就像没有一朵云彩的天空。穿上它尽管有些热,但第二天我就迫不及待地穿上它上学去了。
父亲的脚步声又开始响起来,踢踏踢踏,声音很响。这次父亲是往西走的,喊也喊不住,决绝地走了下去。不过父亲走得并不安然,一步三回头,往来路上张望。西天没有阳光,也没有晚霞,一片混沌。父亲走的很孤单,也很无助。我仿佛从梦中一下子惊醒过来,父亲此一去,再不能回转过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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