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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3年08月0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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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女权运动的三十年间,诞生了两代女权主义者。
第一代从自身的处境转向寻找启蒙与改变,第二代则是起于启蒙然后寻找行动,然而两代女权主义者都未取得显著的成果,她们都被世人认为是“女疯子",她们的行动影响力也渐趋边缘。
■成为女权主义者
熊婧是湖北荆门市区人,家里的独生女。父母都在粮食局工作。熊婧觉得父亲有点大男子主义,控制别人。她举例说,小时候,父母工作都很忙,但家务都是妈妈操心,父亲常常不着家。“妈妈会考虑我的想法,但父亲总想让我按他的想法做公务员或者老师。”熊婧说。
她是在“生男生女”都一样的口号下成长起来的。直到上大学前,她从未感到在生活中遭遇过任何歧视,她甚至连这个词都没怎么听说过。唯一的不快,是她在初中时一度很想当男生,“因为男生可以比较自由地做很多事,比如晚回家,但女生却不行”。
熊婧第一次听说女权主义,是在大学中文系的女性文学评论课上,老师讲了很多文学世界里的悲惨女性故事,她深感同情,也不解:过去的女人怎么会那么惨?
这个问题后来在一场社会学讲座中找到了答案。讲座中提到了一些女权主义话题,熊婧有茅塞顿开之感,“比如大家都认为女生更适合做老师,这就是职业层面的性别歧视,又比如,女生初中以后成绩下滑,并非智力问题,而是生理上的干扰。”她的兴趣被激发了,开始寻找相关书籍。
本科毕业后,熊婧到香港中文大学读研究生,便选择了女性主义研究为方向。她看了很多书,发觉一向认为平等的生活,其实有许多习已为常的不平等。比如,女人下厨是本分,但只有男人才能当大厨。“我能为中国女性平等做什么?”抱着这样的心态,熊婧开始寻找内地妇女NGO组织。
她就这样在微博上看到了“女权之声”的招牌。
女权之声的正式名称是“妇女传媒监测网络”。这是一家成立于1996年的民间团体,主张促进媒体中的性别平等和妇女的传播权利,同时致力于改善女性从业者在媒体传播机构中的地位。该组织创办了“女声网”,女权主义时事述评周刊《女声电子报》,在各社交媒体平台统一用“女权之声”发言。
熊婧加盟后,参与组织的第一个活动叫“口罩小分队”。事情起源是,一位独立纪录片导演拍摄了一部讲述北京郊区性工作者故事的纪录片,公开放映后,片中几位主人公提出抗议,指出这部纪录片是偷拍而成,侵犯了她们的隐私。
作为一家老牌女权NGO,不能坐视不管。因此,当这部纪录片在北京一家书店公映时,熊婧和五六位志愿者戴上口罩,去放映现场发放抗议传单。
更大胆的一次行动发生在2012年2月14日。这是被西方妇女运动组织命名为"V-day"(战胜暴力日)的日子,各地女权组织都要在这个传统的情人节里举行活动,宣传反对针对妇女和女孩的暴力。熊婧的妇女传媒也想做点什么,最后决定效仿土耳其一个反家庭暴力的游行:女性穿上带血的婚纱,在街上行走示威。
活动地点最终选定人流充沛的北京前门,除了熊婧,还有两位志愿者愿意参与。那天气温很低,三个女孩穿上白色婚纱,泼上红墨水,弄得好似血迹斑斑,然后举起“爱,不是暴力的借口”的牌子,走上街头。
这是熊婧第一次真正意义上的街头女权行动。前一晚,她失眠了,走上街头时,紧张得发抖。不过,当看到路人们的反应,她又有点自豪。有人看到后吓得倒退几步,有的女生忍不住惊叫起来,有人举起手机拍照,更多的人在窃窃私语。熊婧穿着“带血的婚纱”走在侧目的众人中,“有一种闷雷在身边滚动的感觉”。
警察很快赶到,勒令她们离开,熊婧冷静地回答:“好。”她们放下牌子,一路走向前门大街另一头的出口,以停止抗议的姿态,完成了整个游行。
■从1.0到2.0
女性传媒共有4名全职工作人员,全为女性,全部是大学毕业生,3名生于1980年代末期,一名有男性伴侣,一个有女性伴侣,单身的两人既不太在意是否会有伴侣,更不在乎是否要结婚。
事实上,这也是中国新一代女权主义者的肖像。她们年轻,未婚,大多拥有高学历,对伴侣性别无所谓,对婚姻也无所谓。她们从一名普通女性转变为女权主义者,往往并不是因为遭遇到了歧视或伤害,而仅仅是碰巧接触了女权理论后,产生了兴趣。
相比之下,中国第一代女权主义者都经过了漫长的启蒙过程。事实上,她们不仅在之前完全不了解女权,反而曾对女性在中国的地位颇为自豪。
美国海军学院教授、美国俄勒冈大学比较文学博士沈睿还记得,她小时在报纸上、广播里、课本上到处是“男女平等”的口号,那时她认为“男女平等是天然的事情”。
不过,这种平等理念带来的,并不是男女同工同酬、同等竞争机会等现代结果,而是鼓励女性像男性一样去生活、去工作、去做重体力工作,去长途行军——她曾经在月经期进行了长达30公里的徒步行军,为的就是证明“男女平等”。
“那时候的女孩子都有一个强烈的、坚强的自我目标:要像一个想象中的出色的男孩子一样。”沈睿说。
她的第一次幻灭发生在大学。她有了男友,并发生了性关系,不过毕业时,她发现男友背叛了她,决定要分手,但双方父母却都来劝她:一个男孩子花心并非不正常。“那时,我还不到23岁,不知道该怎么办。我从来都是一个好女孩。我同时为自己不再是处女感到恐惧。我原谅了他。”沈睿说。
这个经历让她开始怀疑“男女平等”的信条。那是1980年代初,一代人突然都接受了萨特的存在主义,大谈理想的幻灭,但沈睿的幻灭却更为具体:在感情这件事上,男女不一样。
她结婚了。一年后,孩子出生,她过上了正常而传统的家庭生活。然而有一次,丈夫把她珍藏的毛泽东像章擅自送给一个外国留学生,她抱怨了一下,丈夫居然在大街上对她大打出手(她的丈夫也是一名知识分子)。这次事件对沈睿的打击深刻——她的鬓角至今还有一个伤疤——而难忘的。
1992年的春天,沈睿遇到了到中国来做研究的英国汉学家艾华,对方是个从未结婚却有儿子的独立女性。沈睿问:“你为什么不结婚呢?”艾华回答:“任何男女在一起都会构成一个权力关系。任何一种权力关系都不会是真正平等的。我追求真正的平等,所以不结婚。”
这次对话让沈睿“整个人一下子醒了”,她开始思考那些所谓司空见惯的女性问题,“女人在中国当下的社会应该是个什么角色?”
1994年,她去美国留学。第一个学期选的课全与女权主义有关,“女权主义理论与发展史”,“女权主义文学批评阅读。”
当妇女研究系主任问她为什么要学习女权主义时,她回答:“因为我是一个好女人,好妻子,好母亲,好女儿,好姐妹。我想理解为什么我成为这样的女人。我想理解女人。”
这一代女权主义者几乎大多如此,她们不叛逆,不标新立异,她们在一个喊着“男女平等”口号的社会里成长,却因现实生活中的遭遇产生了改变的想法。沈睿最先改变的是自己。她尝试在日常生活里建立自己的自信,与人交谈时主动表达自己的观点,同时对歧视行为毫不容忍地反击。
1998年,她回国参加了一个诗人名流的饭局,突然有人说:“沈睿现在是女权主义者了!”热闹的场面突然安静下来,三四位女士向她投以“有距离的目光”,“好像我突然成了阶级异己。”
一位男士突然站起来大声宣告:“女权,什么女权!女人永远不可能有权,因为她们永远得在下面。”
沈睿平淡地回答:“女人只能在下面吗?那你的性生活也太单调无聊了。”
“或许我们和新一代中国女权主义者的显著区别是,我们是先有感受,然后去寻找启蒙,而年轻一代人,是先经历了启蒙,然后去寻找行动。”沈睿说。
■“偏要去拥抱这个污名”
“带血的婚纱”活动后,另一起较著名的女性抗议活动发生在广州。
一群20多岁的女生集体来到越秀公园附近外的一处公共厕所外,打出横幅:“爱她就不要让她等”、“女人更方便,性别更平等”。示威者们守在男厕所门口,对每一位打算如厕的男士说:女厕的队伍太长了,可否借用这边3分钟?
“看起来,男性与女性的如厕空间是一致的,但由于女性的自身特点,使得这种表面公平的结果是实际上的不公平。”这场活动的策划者之一郑楚然说。
男士们大多神色惊慌地同意了,也有人指责她们是在胡闹。一位老大爷大声说到:“你们这么做,太不人道,我要憋死了。”也有人说:厕所多少年都是这个样子,你们一群小姑娘真是自不量力。
郑楚然是一名中山大学的在校学生。她的专业是档案学,大二时,在辅修的社会学课堂上第一次听到了“女权主义”、“性别平等”的概念,好奇地进入这个领域。
她对女性在中国社会地位的感受非常矛盾:一方面,似乎女性已经在某些方面胜于男人,女性可以和男性吵架,可以宣称性解放,不必待在家里带孩子、做家务；然而,在另一些领域,女性似乎已不自觉地渐渐放弃了男性的权力角逐。
“厕所问题只是一个小问题,更严重的问题是就业,是针对女性的暴力,是女性是否有权选择自己的生活方式,以及社会是否认可她们选择的权利。”
占领男厕所活动后不久,郑楚然就和朋友成立了一家叫“Sinner-B”的女权组织。Sinner是《圣经》里罪人的意思,B则是bitch(英文意为母狗、娼妇)的谐音。郑楚然说,这是“对现实的反讽”,“有些人说我们变态,那我们就偏要去拥抱这个污名。人们在我们身上写上红字,那我们就带着它,然后告诉世人:这个红字,是你们写下的”。
■处于边缘
不过,美国密歇根大学教授王政对现状却并不乐观。她是中国女权运动的研究者,曾在2003年对中国较著名的10位女权主义活动家分别做了访谈,最后收集在《全球女权主义口述项目》中。
“青年一代非常活跃,相当有创意,善于寻找突破口来挑战各种性别歧视的文化禁忌,也会充分利用网络优势来散播女权主义理念。”她说。但是相比于上一代中国女权主义者,她们明显处于社会的边缘。
王政所访问的10位中国女权主义活动家,年龄从40岁到70岁不等,大多占有体制内的妇联或学界资源,即使建立民间组织,她们的体制内资源也会帮助她们实现体制外的目标。但市场经济条件下的新一代女权人士,再也无法依靠自身的力量获得这些资源。
她说,最明显的现象是,上一代女权主义活动家会极为关注性别歧视如何从法规和政策上加以规范,而新一代女权主义活动者,只能搞搞行为艺术般的街头“表演”,“这很有冲击力,但对决策层的影响力也很有限”。
一个显见的例子就在眼下。郑楚然的“占领男厕所”活动后,广州市政当局表示,将把这个问题放到提案中,计划将建设女厕所的数量提高到男厕所的1.5倍。
不过,在5个月后,政府依然没有任何实际行动。于是,郑楚然和同伴们又策划了一场“背着马桶抗议”的活动,16名女生背着造型夸张的假马桶,坐在广州市城管门口抗议。
但这个活动并没有引起与前一次同样的关注。郑楚然们枯坐一天后,黯然退场。
(据新闻周刊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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