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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3年06月1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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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汪道涵和江泽民。(资料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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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峡两岸关系协会首任会长汪道涵因提纲极具历史意义的“汪辜会谈”而载入史册。他的一生,爱国爱家,心系故土家园,情牵海峡两岸……
澎湃热切报国心 汪道涵,1915年3月出生于安徽省嘉山县(现明光市)明光镇,原名汪导淮。其父汪雨相是清末秀才,留学日本,曾参加孙中山先生创立的同盟会,思想进步、开明、为人正直,曾任安徽省教育厅督学。 汪道涵是家中长子,自幼聪慧好学,1932年以优异成绩考入上海交通大学物理系。1933年在学校秘密加入中国共产党。 1937年10月,抗日战争形势进一步恶化,日军随时都有攻陷南京的可能。汪道涵毅然决定投笔从戎,10月10日晚,汪氏父子带领全家、中共明光临时支部成员及家属共28人北上奔赴延安,完全走上了抗日救国的道路。 1938年春,原战斗在鄂豫皖大别山区的红二十八军和鄂豫边桐柏山区红军游击队,遵照党中央指示,改编为新四军第四支队,并于3月初誓师东进抗日。为了加强对这支抗日武装的领导,中共中央先后派多批干部前往四支队工作。汪道涵也于此时从延安来到湖北黄安县七里坪,参加了新四军四支队。同年12月,战地服务团奉命从舒城向皖东进发。 1939年5月19日,汪道涵率新四军四支队战地服务团20余人随中共苏皖省委委员、津浦路东临时前委书记方毅率领的第八团挺进纵队,越过津浦铁路到达路东的嘉山县自来桥。在阔别家乡一年半后,汪道涵又回到这里,将人生最美好的青春年华都奉献给了故乡,留下了许多可歌可泣的血与火的故事。 1949年后,汪道涵历任杭州市军管会副主任兼财经部部长,浙江省财办副主任、省财政厅厅长兼商业厅厅长,华东军政委员会工业部部长。1952年后任第一机械工业部副部长、对外经济联络委员会常务副主任。“文革”期间遭受迫害。1978年后任对外经济联络部副部长,国家进出口管理委员会、外国投资管理委员会副主任。他长期在新中国财政、工业等战线工作,为我国机械工业和对外经济的发展出谋划策,发挥了重要作用。 1980年后汪道涵任上海市委书记、副市长、代市长、市长。汪道涵1980年到任时,拨乱反正,百废待兴,上海面临一系列问题。在大量调查研究和科学求证及集思广益之后,他果断睿智而大刀阔斧地主持制定了《关于上海经济发展战略的汇报提纲》、《上海城市总体规划方案》等一系列关于上海重大发展战略决策,他先行提出了浦东开发、申办世博会、建设航运中心等重要主张和意见等,其作用影响深远,功不可没,为上海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快速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爱国情深统一梦 汪道涵卸任上海市市长之后,年已古稀的他在1987年当选为中共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逐渐淡出中国政坛。 然而,在海峡彼岸发生的事,却促使汪道涵在垂暮之年重新活跃于政治舞台。 那是在1990年10月,台湾海峡交流基金会宣告成立,辜振甫出任董事长,致力于发展两岸关系。辜振甫乃台湾第一红顶商人,先后担任台湾工商协进会理事长、工业总会理事长,又历任国民党中委、中常委、中评委,集巨商与政治家于一身。他有着丰富的人生阅历和浓厚的中国文化底蕴,素有“谦谦君子”声誉。 中国内地理所当然作出回应,建立相应的组织,以促进两岸交流。于是,在1991年12月,海峡两岸关系协会在北京宣告成立。 这时,中国内地遴选一位能与辜振甫旗鼓相当者来提纲海峡两岸关系协会之重任,提到了重要议事日程上。时任党中央总书记的江泽民首先想到的便是汪道涵,汪道涵堪称最佳人选,义不容辞。 于是,晚年的汪道涵致力于祖国的和平统一大业,以76岁高龄出任海峡两岸关系协会会长,受到举世瞩目。他务实、理性、勇敢,先行提出两岸同属一个中国、两岸关系就是平等和协商的关系。主张以宽容看待历史、以前瞻对待未来。他说:要多多出台改善两岸关系的措施,不管台湾是谁执政,我们是对全体台湾人民的,要主动释放善意。 已经76岁的汪道涵和74岁的辜振甫,双双成为两岸和谈第一对手。1993年4月27日至28日,中国大陆的海峡两岸关系协会(简称海协会)会长汪道涵与台湾海峡交流基金会(简称海基会)董事长辜振甫,在新加坡就两岸经贸、文化交流及双方会务诸问题进行了磋商。 备受世人瞩目的“汪辜会谈”是海峡两岸授权民间机构领导人的第一次晤谈。随后在1998年10月,二老又在上海会晤,进一步商谈有关事宜。 两位长者果然不负众望,在会谈和会晤中,巧妙有效地置严肃重大的政治谈判于浓郁深厚的中国文化氛围之中。两老皆鸿儒,倜傥风度和儒雅谈吐,使众多媒体心悦诚服,在海内外产生了广泛的影响。从此,世人皆以两老姓氏称呼这一会谈。 汪辜两老微言晓大义。汪道涵曾赠辜振甫以盛筷竹筒,他人不解何意,辜振甫笑云,此乃“快统”(筷筒)之意。辜振甫回赠汪道涵以笔筒,意即“必统”(笔筒)。 汪道涵在处理台湾事务之中,思想活跃,善于异中求同。两岸争议的焦点乃“一个中国”。汪道涵为求双方能够对“一个中国”取得共识,曾对“一个中国”原则作出新的解释:向来,大陆方面以为“一个中国”的中国指中华人民共和国,台湾方面则以为“一个中国”的中国指中华民国,而汪道涵则提出,“一个中国”的中国,既非中华人民共和国,亦非中华民国———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中华民国同属一个中国! 2005年春,体内癌细胞扩散的汪道涵仍强撑病体两次走出医院,分别会见了台湾国民党主席连战和亲民党主席宋楚瑜。 2005年年头岁尾,辜、汪两老相继仙逝,“汪辜会谈”从此成为绝唱。“度尽劫波兄弟在,相逢一笑泯恩仇。”汪辜两老精彩绘就了海峡两岸关系发展中的极其重要的一章。 汪道涵一生从事革命,经历丰富,贡献不凡。但他晚年担任海协会长14年间,致力于两岸事务而创造出了令人信服令人叹为观止的业绩:从“九二前密谈”到“九二共识”,从九三“汪辜会谈”到九八“汪辜会晤”,这应当是他一生最辉煌的成就,也是他留给两岸国人最出彩的华章。 志同道合忘年交 江泽民的养父江上青大汪道涵4岁,曾是其上级。江上青1939年战死后,汪道涵曾为其修建烈士墓。出于对故去上级的情谊和感怀,从1950年代起,汪道涵即时常到江家看望烈士遗孀,而与其父的故情交往是汪道涵与江泽民的交情由浅至深的第一因素。 1949年,江泽民由地下工作者转入地上,不再需要隐藏他的共产党员身份。由于他保卫工厂的努力,江泽民被任命为工厂的党代表,负责抓生产。与此同时,他还担任副工程师、工务科科长兼动力车间主任。 在被接管之后,工厂成为益民公司的一部分,并改名为上海益民食品一厂。整个公司都隶属于华东工业部。 1949年9月的一天,时任华东工业部部长汪道涵来工厂视察。在视察中,他发现了一个很有潜力的年轻人。后来回忆起他们初次见面的情景,汪道涵说:“江泽民充满了活力,他是党员,而且给人一种值得信赖的感觉。我觉得他前途无量。” 汪道涵和江泽民的相识相知也逐渐发展为一种终身不渝的友谊,并改变了两人的生活。 “文革”岁月中,这对忘年之交度过了一段艰难的日子。在汪道涵被整得家人离散时,江泽民的妻子王冶坪在上海冒险收留了汪道涵的女儿。直到1970年代中期,汪道涵才恢复了平常生活,江泽民经常去看谪居的汪道涵,这在当时仍然是一件冒风险的事情。1976年唐山大地震以后,江泽民和他的母亲甚至一度搬入汪道涵家居住了一段时间。 在这段时间里,汪道涵处境一度十分窘迫,这位“文革”前的副部级干部,家里同北京的普通居民一样,微薄的物质生活用品全部都是凭票供应,食油每人每月四两、糖每人每月半斤,肉票每人每月一斤。当时被派驻罗马尼亚的专家组组长江泽民,回国后的第一件事情,便是登门拜访汪道涵,送上从罗马尼亚带回的奶粉和糖果。 “文革”结束后,汪道涵重返政治舞台。国家进出口委员会和外国投资管理委员会1979年10月在京成立,汪道涵被任命为常务副主任和党组副书记,级别为正部级。这一年,汪向兼任国家进出口委员会主任的副总理谷牧举荐江泽民为该委员会副主任。1982年汪道涵与谷牧一道,推荐江泽民担任电子工业部副部长,一年后升任部长。 1980年9月,65岁的汪道涵被中央任命为上海市代理市长,与夫人孙维聪回到了阔别近30年的上海。翌年4月,由上海市人大选举正式当选市长。其时汪道涵已过耳顺之年,但仍勉力为上海的现代化打下基础,并慧眼独具提拔江泽民、朱镕基等优秀人才。 1985年汪道涵的上海市长任期即将届满,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万里向汪道涵征求人选,汪道涵推荐了江泽民。汪道涵对江泽民说,当上海市长就是“当总务科的总管”,江泽民回答:“当1200万人民的总管,我感到战战兢兢,如履薄冰。” 汪道涵与江泽民一生亦师亦友,特别是在江泽民政治生涯的几个关键时刻,汪道涵或力荐之或力挺之,殊为重要。1989年6月,江泽民被任命为中共中央总书记,江泽民登门拜访,征求汪道涵的意见。汪道涵没有多说什么,而是以林则徐的一副对联来勉励江泽民:“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江泽民自此开始了14年的治国生涯。 江泽民和汪道涵的友情并不只是革命情缘,他们有着很多个共同话语,他们同为安徽人,又先后为交通大学学生,汪道涵读的是机械专业,江泽民读的是电机专业,两人又都是学生运动中的佼佼者,又都是学生时代就参加了中共地下党,再有两人又都好读书…… 深钻博广读书痴 汪道涵不仅是个老革命家、教授、博士,还是我国政界知识渊博的学者型领导,在多次外交活动中被海外称为有真才实学的人,这完全得益于他是一个“超级书迷”。 汪道涵极爱读书。尽管时常工作到深夜,他也要从堆满床头的书堆中拿出一册看。逛书店是他的最大嗜好,他每月都要购置一些书,内容从文学评论、历史专著、名人传略、音乐、美术,到科技专著、经济理论等,古今中外,无所不包。他对经济管理类图书尤为感兴趣,除了自己看,还要推荐给别人看。他在当上海市长时常说,全市每个企业都提高了经营管理水平,每个企业领导都成为名副其实的好经理,上海就会搞好了。熟悉的人说,他讲话时常常“引经据典”。此外,汪道涵还喜欢欣赏外国古典音乐,爱看京剧,爱下围棋。 人们形容汪道涵的风度时,常用“儒雅倜傥”、“睿智博闻”之类的词,这“儒”这“雅”,本身就带有浓浓的书香气息,而“睿智”和“博闻”不言而喻来自他读的万卷书。 即便在他生命的最后岁月,住进上海瑞金医院,他的一举一动都为海峡两岸所瞩目。然而,他却像普通读者那样常常踱进瑞金医院附近绍兴路的书店。那里的书店老板,差不多都认识嗜书如命的汪道涵。 汪道涵是中共高层中学者型的领导人。他曾兼任许多学术性职务:中国经济学会会长,中国机械工程学会荣誉理事长,北京大学教授,复旦大学教授,同济大学特聘教授,上海交通大学教授,美国塔夫茨大学公共管理名誉博士,交通银行咨询委员会名誉主任……他集政治家与经济学家于一身。 美国著名电学家富兰克林曾引用这样一句谚语告诫人们:“空无一物的袋子是难以站得笔直的。”汪道涵是以丰富的学识“笔直”地站立于中国内地政界。 (据中国共产党新闻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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