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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3年05月03日
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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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玉慈/文
妇女在生活水平较高的国家,普遍皆享有较高的政治、经济、和社会地位。但要断定妇女地位和国家生活水平谁先谁后,则颇为困难。这两者可能是同步提升,也有可能存有因果关系。不管如何,在亚洲,虽然许多国家近年经济增长和生活水平大大改善,但妇女的地位却奇怪的停滞不前,甚至倒退。例如中国近年常见的“小三”现象便是一例。
如果仅在薪酬方面衡量妇女地位,亚洲肯定不是唯一存在性别差距的地区,因为这种差距也存在于发达国家。例如在美国,根据劳工部数据,在2012年,跟男性一样具有相同资格和干同样工作的女性,平均收入低了19%,同工不同酬。另一项报告显示,在美国企业的行政高层人员,只有17%是女性——虽然她们的教育程度或才能不逊男性。
相对于美国和欧洲,亚洲更令人不安。日本的男女工资差距,一旦从每月(34.3%)转为每小时(13.5%)计算,立即明显缩小,变得跟印度尼西亚的13.7%相似,甚至低于澳洲的16.9%。(尽管印度尼西亚是个回教国家,妇女似乎意外地“幸运”!)日本的情况,说明那里男性收入比女性高,多是因为更长的工作时间。故问题变成日本妇女是否也能选择更长、更多的工时。如果答案是不,那么日本除了工资差距,也存在“机会差距”。日本和韩国在文化和人口分布方面非常相似,所以这两个国家的男女工资差异如此悬殊,令人惊讶。在这个层面,日本似乎是更为进步!
遗憾地,国际工会联合会的研究,不包括中国、新加坡和香港特别行政区。然而顾问公司麦肯锡在2011年,发表了一份区域妇女地位的研究报告,令我们可以在这方面一瞥丝毫。
在新加坡和香港特别行政区,许多家庭均依赖外佣。所以分担家务或照顾孩子的责任,看似不那么严重,但其实这只是把问题堵着或“外判”,没有根本地解决。
中国的女性劳动参与率(74%)是亚洲最高的。然而在各企业中,执行委员会的女性代表比例,中国却未能跻身区内的前三名。(前三位分别是澳洲、香港特别行政区、新加坡)。因此,虽然很多中国女性都有工作,但都是执行任务而不是决策者。中国在过去十年经济增长突飞猛进,这代表男性而不是女性是这个发展的最大获益者。
或许这部分解释了为什么“小三”或情妇现象,近年在中国更为常见。有些妇女可能把它看作是最快、最简单、甚至是唯一的途径,去分一杯经济发展的羹。中国文化容忍这种现象,也可能加剧了这一问题。尽管坊间对这些女性有许多贬义词(但对“包小三”的男性却没有同量的言语攻击),社会也同时奇怪的,含蓄的接受这种情况。只需看看跟中国在种族和文化同出根源的香港,便能得到一点端倪。
香港曾是英国的殖民地近百年,人均本地生产总值也跻身世界的前端。然而,尽管经济富裕,看似西化,非法的一夫多妻,某程度仍受公众包容。例如“赌王”何鸿燊,他的四个“妻子”和17名子女的豪华生活,便是广娱大众的娱乐新闻。何先生的红颜知己都被传媒称作他的“太太”,并以数字区分——虽然“太太”应指合法配偶。换句话说,从媒体至公众,都间接地、无形地接纳和包容一夫多妻。
另一个大亨刘銮雄的两位女朋友的“大亨争夺战”,也是香港大众的娱乐美食。这两位女士,据报道一个拥有英国的博士学位,而另一个只完成了高中。虽然两人似乎经历了被媒体连载和渲染的“两宫之争”,但不管教育程度或见识视野,最后都愿意容忍“三人行”的关系,继续无名无份,不受法律保障地跟刘先生养儿育女。传媒乐于报道三者的奢华生活和对关系的包容,大众则不加意见,继续滋味追看。这当中隐含了这样的信息:一夫多妻于有钱男性是自然现象和权利,只要能令各个女士丰衣足食,便可接受。财富是男士挑选和保留女性的通行证,因为甚至聪明和受过教育的知识分子都会甘愿包容不专。
如果连表面西化的香港也有这样的心态,越多的妇女在突飞猛进但仍在发展的中国成为“小三”,便毫不奇怪。妇女能顶“半边天”,但在经济蓬勃的中国,他们似乎并没分享到半份粮。一个国家要维持长期增长,充份善用人力资源至关重要。如果女性地位倒退,很难想象经济增长可以长期健康持续。中国女性可能不需像印度妇女一样忧心个人安全,但其地位并不足以让中国沾沾自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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