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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3年04月2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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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治维新通常作为成功改革的范本写进世界历史的教科书。短短三十多年时间,日本就从一个与当时的缅甸和泰国一样弱小的国家,跻身到欧美列强阵营中。但日本近代化的改革却远不是一蹴而就,其成功是内外合力的际会,是改革与保守的拉锯,是妥协与抗争的选择,也是血与火的洗礼,其中最关键的,就是从攘夷到全面学习西方的转变。这一场自上而下的改革中,维新志士们充分展现了他们的智慧、远见、胸怀、责任感与耐心,而日本人则向世界展示了他们令人赞叹的学习能力和上下一心改变国家面貌的决心。 ■决心 内忧外患之下的“革命” 19世纪中叶的日本是和当时的缅甸或暹罗(今泰国)同样弱小的国家,没有盟国、没有舰队和现代陆军,国库空虚,工业尚停滞在手工阶段,贸易微不足道,国力贫弱,全国被分割成近三百个藩各自为政,已经统治日本近260年的幕府日渐式微。 彼时日本的内忧外患。1853年“黑船来航”事件,让日本人又惊又惧,不得已和美国人签订了《日美亲善条约》,而后俄法英如法炮制,日本被迫结束了持续了两百多年的锁国政策;政府对国外的妥协,引发了对幕府统治的普遍不满。率先发难的是中下层武士。 日本武士分为上层与中下层两大阶层,上层武士掌握幕府及诸藩政权,并拥有封地;中下层武士不能直接参政,也无封地。江户中期以后,中下层武士经济地位下降,陷入困境。 不满把这些日后的维新志士联系在一起。幕末时期日本的武士约有四十万人,连同家属共两百万人,约占当时日本三千多万人口的6%。不少中下层武士受过良好的汉学教育,又领略过兰学(通过当时唯一与日本通商的西方国家荷兰学到的西方知识),随着19世纪50年代西方威胁的加剧,关心祖国未来的年轻武士集中到京都和江户。在这两个充满着时代感的大都市,年轻人蜂拥到私塾和剑术学堂,在那里接受了会泽正志斋和吉田松阴推广的“尊王攘夷”论,并志愿献身于此。 “尊王”即是要恢复天皇亲理朝政的古制。在此之前,日本历代天皇已被幕府挟持达6个多世纪,尊王必然意味着倒幕,在1860年代前期,志士中的极端分子发动了七十多次暗杀行动。 与此时同,“攘夷”行动导致重大排外事件接连发生。 1868年1月3日早晨,“尊攘派”萨摩勇士冲进皇宫,受到了岩仓具视和其他讨幕派朝臣的欢迎。当天,孝明天皇过世后登基已有一年的睦仁宣布废除将军职位,政归天皇。 ■措施 破旧来之陋习,立基于天地之公道 1868年,明治元年,16岁的睦仁可能经历了他一生中空前或许也是绝后的高密度事件,一如这个国家万象更新前的紧锣密鼓、百务待举——1月3日,颁布“王政复古大号令”,宣布废除幕府,一切权力重归天皇,承诺“百事一新”,以结束人民的不幸;同日,新政府军与幕府军队在鸟羽、伏见开战;5月,新政府军不流血接收江户城,最后的幕府将军德川庆喜退隐;8月27日,睦仁天皇举行即位大典。9月8日,改年号为“明治”,取《易经》中的“圣人南面而听天下,向明而治”;随后,明治天皇将首都从京都迁至江户,改称东京,因为江户是政治、经济、军事、文化、交通的中心,方便颁布一系列改革措施。 这一年的繁杂事件中,最具意义的是4月,少年天皇把近五百名官吏召集到京都皇宫,宣读了被称为《五条御誓文》的国策—— 一、广兴会议,万机决于公论;二、上下一心,大展经纶;三、公卿与武家同心,以至于庶民,须使各遂其志,人心不倦;四、破旧来之陋习,立基于天地之公道;五、求知识于世界,大振皇基。 新国策可视为后来“明治维新”的总纲领。“维新”一词,取自中国《诗经》的“周虽旧邦,其命维新”。 16岁的明治天皇在这一年举行了成人礼,而日后成为他重臣的大久保利通这年38岁,木户孝允35岁,伊藤博文只有27岁。 站在新政府之首的是一位年轻的君主,易于接受新事物并富有知人之明的明治天皇,而以当时最富有创造力的人们置诸左右;他也同他们一样渴望将日本建设成为一个受世人尊敬的现代国家。 国家的元气为叛乱、内讧和内战所耗竭,这是明治政府所继承的日本的情况。1868年那些领导人和日本人民相信,只有富于革新精神的根本改变,才能拨乱反正,拯救未来。明治政府的领导人随后推出了一系列令人眼花缭乱的改革理念和举措,其中包括版籍奉还,废藩置县,推出“富国强兵,殖产兴业,文明开化”总方针,承认各阶级(士农工商)法律上的平等,废除封建服饰和封建界限,废止以佛教为国教,改革历法,解放税负,加速介绍西洋思想和技术,取消禁止买卖及分割土地的封建法令,准许自由选择农作物及职业,教育改革,制定宪法……而其中隐含的脉络就是先建立中央集权国家,为学习西方做好准备。 ■路径 从攘夷到全面学习西方 “中国在导入他国文化时总担心被别的国家文化侵略,对日本来说,日本不懂什么叫文化侵略。”早稻田历史学者依田憙家教授说,“如果说全面导入外国体制,就是文化侵略,那日本就是被侵略很久了,也可以说日本一直在被侵略。” 如果将明治维新视为一场革命的话,“攘夷”曾是这场革命最重要的目标和初衷之一,但是,在这场“革命”的晚期和“革命成功”之后,主事者迅速背叛了他们的初衷,由“攘夷”转而拥抱夷狄了。 日本对西方的学习在明治维新前多年就开始了。早在1860年,幕府就派遣了一个77人的使节团前往美国探究其强大的秘密。 1860年5月1日的《纽约每日论坛报》刊载了一篇由该报特派员从横滨寄来的特稿: 毫无疑问地,日本使节即使到世界列强中的任何一国访问,都可以得到很大的收获,不过我们还是希望他们到我国访问能得到更多的收获。日本可以在我国学到它所需要的重要的教训。那个教训就是,帝国的国力与繁荣的基础并不在于阶级或身份,而在于国民的知识与自由,在于国民能够有机会获得国家的崇高地位…… 1868年,明治维新后的日本全方位拥抱西方。1871年12月,明治新政府诞生没多久,政权还不十分稳定,政务未上轨道。这时,明治政府竟然派遣了“一半的政府”前往欧美。右大臣岩仓具视率领的使节团成员包括参议木户孝允、大藏卿大久保利通、工部大辅伊藤博文等,49名成员的平均年龄只有30岁。 日本希望通过对美、英、法、德、意、俄等12个国家的访问,试探它们能否修改当年与幕府签定的不平等条约,而直接了解西方,找出它们成功的秘诀,则是使节团的最终目的。1871年的日本,可以说是百废待举,正处于何去何从的十字路口,因此,新政府的太政大臣给使节团送行时说,“内治外交、前途大业成败与否,在此一举。”使节团分成几个小组,分别研究西方的宪政体制、工商税制及教育学术体系等等。 使节团在西方期间“昼间奔于轮响气吼、铁臭煤气之间,满身烟尘,及瞑方归。”西方的见闻,让日本认识到了自己的落后;同时,日本人虚心学习的态度也令西方人深有感触。德意志帝国的“铁血宰相”俾斯麦后来比较了他接待的日本与中国的两批使节,“日本到欧洲来的人,讨论各种学术,讲究政治原理,谋回国做根本的改造;而中国人到欧洲只问某厂的船炮造得如何、价值如何。”因此他预言,“中国和日本的竞争,日本胜,中国败。”这个预言不幸在二十多年后的甲午战争中应验。 1894-1895年的日中战争与1904年日俄战争的胜利,标志着日本跻身为世界大国。战争的胜利不仅给日本带来了赔款和新的领土,也带来了列强外交上的尊敬,成为与它们平等的强国,日本为取消不平等条约进行了20年的和平谈判而未能遂愿,随着这两场战争的胜利,几乎隔夜之间就以实力完成了。 从1868年明治维新开始,到1904年日俄战争的胜利正式跻身世界强国,日本只花了36年时间。 (据《南方人物周刊》) 编后 2003年有一部名噪一时的电视剧《走向共和》,该剧的前十几集正好也提到了日本的明治维新。 剧中有两个剧情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第一个剧情。慈禧太后吃饭,太监在报菜名,菜品有多丰富,大家可以听听相声《报菜名》。虽然如此丰富,可慈禧仍然没有胃口,抱怨没有可口的菜。与此相对,日本明治天皇,视察海军发现海军没钱买军舰。于是每年捐出自己私产的30%给海军,并立誓,在日本海军打败中国海军之前每天只吃一顿饭。日本的海军士兵被天皇诚意感动,励精图治,为将来战争做准备。 第二个剧情。李鸿章得知日本要抢在中国之前购买中国在英国订购的军舰,大惊!幕僚盛宣怀言到,我们抓紧买过来啊。李鸿章反问,钱那?盛宣怀建议李鸿章向朝廷说明情况,催拨军费。李鸿章言到:“没有用的,这帮大臣只有窝里斗的本事,外国的任何情况在他们看来都是我李鸿章搞的鬼。”也正如他所料,当李向时任户部尚书翁同龢要军费时,翁不给,还说李是拿“日本蕞尔小邦吓唬人”。 日本明治维新何以成功而自强,中国何以甲午战备,除了日本的决心与路径,我想《走向共和》里这两个剧情也给我们两点的提示。 第一,节俭。百姓家讲勤俭持家,过家何尝不是如此。本报2013年4月24日A14版《财政过紧日子之道》一文提到:最新财政收支数据表明,“过紧日子”已非未雨绸缪,而成严峻现实。2013年一季度,全国公共财政收入增长6.9%,同比回落7.8个百分点。3月,中央财政收入同比下降5.2%。时隔五个月后,中央财政收入再度呈现负增长。与此恰成对照,一季度全国公共财政支出同比增长12.1%,支出增幅远高于收入增幅。这并非偶然波动。中国经济已进入高速增长向中速增长的转换期,财政收入增幅下降恐将常态化……消除财政拮据,出路无非开源与节流二途。然而,在当前既定的经济状况下,政府只能从存量开刀,缩减不必要的开,,优化支出结构,合理分配资金,提高使用效率。 新一届政府提出“八项禁令”禁止公款吃喝,效果明显,但是仍有官员视禁令若无物。这种公款大吃大喝,小处说是腐败,大处说是对国家和人民的犯罪。 第二,开放。李鸿章的同僚,只知道内斗,对外部世界一无所知;同时代日本却派出使节团考察西方列强,以图自强。 1978年的改革开放给中国带来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国家主席习近平2013年4月8日在海南省博鳌出席博鳌亚洲论坛2013年年会上表示改革开放的大门打开就不会关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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